第九章 南德日報—神聖的假象
背景說明：
2012年6月7日，德國第一電視台（ARD）「全景」節目（Panaroma）播出「達賴喇嘛與中情局」（Der Dalai Lama und die CIA）[1]；6月8日，德國第一大報《南德日報》報導〈神聖的假象〉。兩大媒體聯袂揭露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在冷戰期間接受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巨資援助、訓練藏人游擊隊，受命於中情局，而對中國西藏與印度邊界地區，以武裝進行游擊戰的史實。這兩樁報導引發德國及歐洲媒體跟進，紛紛報導達賴喇嘛和平面具下的暴力真相，質疑他言行不一：一向以大菩薩的聖者姿態示人而標榜和平，卻鼓動武力抗爭；於美國對西藏的金錢支援、武力合作知之甚詳，卻對外表示一無所知，繼續矇騙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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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8日《南德日報》（Süddeutsche Zeitung）第三版，德國巴伐利亞邦‧慕尼黑發行
神聖的假象
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純和平主義的最高代表，對美國中情局推動西藏計畫的內情並非如他所言一無所知。這位神王[2] 正籠罩在巨大陰影中。
【慕尼黑報導】美國中央情報局（譯註：CIA，以下簡稱中情局）特工約翰‧肯尼‧克諾斯（John Kenneth Knaus）首次會晤達賴喇嘛時，相當忐忑不安。代號「ST CIRCUS」—中情局行話「西藏馬戲團」的祕密行動，已經進行了8年。代號「公司」的中情局為了抵禦共產中國這個共同敵人，不但在軍營培訓藏人游擊隊，提供大量軍火，並且資金贊助神王達賴喇嘛。機密文件顯示，中情局以「資金援助達賴喇嘛」名義，每年匯給達賴喇嘛180,000美元。
1964年，「ST CIRCUS」行動負責人克諾斯（John Kenneth Knaus）在印度北部的達蘭薩拉（Dharamsala）首度會晤達賴喇嘛。他不曾期待達賴這位宗教領袖、非暴力代言人給予熱情感謝，但也絲毫沒料到會遭到達賴喇嘛冷淡相待。現年89歲的克諾斯，坐在馬里蘭州切維蔡斯村（Chevy Chase）[3] 的起居室回憶往事：無論如何，雙方畢竟是盟友，而且藏方對中情局的聯絡人還是達賴喇嘛的胞兄。「我畢恭畢敬走向達賴喇嘛，」克諾斯雙手合十說：「但那是我所受過最冷的接待，非常制式，非常規矩。」達賴喇嘛本人也許很熱情、詼諧，但「他顯然不想對我公開表達歡迎之意」。
事隔多年之後，克諾斯（John Kenneth Knaus）才明白當年達賴喇嘛為什麼對他保持距離。這位藏族宗教領袖深深瞭解這位中情局訪客所代表的意義：毒害、殺戮、卑鄙下流。克諾斯說：「對他來說，我代表了暴力，這是佛教徒所不能苟同的。」無論如何，他絕不能公開流露讚許之意。[4]
達賴喇嘛既是神聖不可侵犯、至高無上的道德權威，卻又與暴力搭上線，的確令人費解。人應該言行如一，但達賴喇嘛一方面身為反暴力的和平使者，一方面又接受卑鄙下流中情局給予的金援、組織游擊隊向中國抗爭，這個矛盾，不論在當時還是現在，都令人不可思議。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藏人游擊隊、美國中情局，這種搭配就像教皇、他的女人、保時捷，可謂奇聞。然而世界之大，有時就是這麼無奇不有。
克諾斯（John Kenneth Knaus）上面那段往事回憶，出自美國麗莎‧凱西（Lisa Cathey）的訪談鏡頭。麗莎‧凱西正在執導紀錄片《中情局在西藏》（CIA in Tibet），預計年底（譯註：2012）問世。她一共拍了30多個類似訪談，部分已經發佈在她的 kefiblog.com 網站。從這些訪談片段，我們看到像克諾斯這樣的退休特工、或雙鬢斑白的游擊義軍，細數往事。一個又一個的真實故事，佔著他們生命的重要篇章，不傳唱於世就會抱憾千古。他們暢談早為世人遺忘的喋血惡戰，戰火從1955年左右蔓延至七○年代初期。戰場在西藏開打，1959年後轉戰尼泊爾。紀錄片導演麗莎‧凱西是在7年前碰觸到這個議題。當時她看到父親克萊‧凱西（Clay Cathey）的高爾夫車上貼著「自由西藏」的標語，追問緣由。克萊‧凱西回答她，他曾為中情局工作，在美國中部的科羅拉多培訓西藏游擊隊員。她認為這段歷史需要更精確的重述、再現；另外，雖然感到自己與西藏「有緣」，她仍想突顯中情局扮演的特殊角色—但「這當然與多數人心目中和平、非暴力的西藏形象，大相逕庭」，凱西如此表示。
也許現在是時候了：「一切都過去了，不用再三緘其口嚴守祕密了。」紀錄片中一位從游擊隊退伍的藏人如是說。
有關中情局和達賴喇嘛的書籍、影片，早在九○年代末就已出現；然而諸多內情仍然隱晦不為人知。達賴喇嘛的標準答案始終是：他事後方知藏胞武裝抗爭的來龍去脈。但無可諱言的是，達賴喇嘛的兩位胞兄很早就向中情局投石問路，而中情局後來也確實出手贊助西藏游擊隊。「我的兄長認為讓我與這些內幕消息保持距離，是明智之舉。」這位藏人宗教領袖在他的自傳中這麼說。
《南德日報》（Süddeutsche Zeitung）和第一電視台《全景》（Panorama）節目聯袂探究，結果充分顯示，達賴喇嘛顯然與中情局關係匪淺，他所瞭解的內情也並非如他所說的一無所知。不但退伍藏人的說詞充分指向這個事實，數年前解密的美國政府檔案也披露了此一內幕—雖然這個內幕到目前為止尚未受到廣泛關注。雖然沒有證據顯示達賴喇嘛說謊，但他也從來沒有開誠布公；他的角色是不透明的，他處理這個議題的態度是不坦率的。真相在證悟者身上不應該是複數。
許多（譯註：藏密）佛教徒相信，1391年第一世達賴喇嘛首度降生於世，1935年7月輪迴轉世投生為農家子弟、成為第十四世達賴喇嘛，被尊為「神王、大悲觀音、智慧之海、白蓮之尊、無上之師、如意珍寶」。達賴喇嘛至少獲頒95個至高榮譽獎章、數不清的名譽學位，他還擁有教皇才有的獨尊稱號：His Holiness（譯註：聖上、陛下）。儘管達賴喇嘛聲稱「願為眾生示現種種身」，然而除了北京之外，世上沒有人想在冷戰中看到他成為美國中情局的棋子。達賴喇嘛與中情局往來密切，與他的道德威望很不相稱。
達賴喇嘛也是公正與和平的象徵。而中情局有史以來既非慈善團體、亦非虔敬的修士會，直至今日，「中情局」仍然是扶植獨裁者、暗殺、綁架、刑訊的代名詞。中情局是美國外交政策的黑手，不但策劃暴動顛覆民選政府，也經由所謂的「健康改造委員會」（Health Alteration Committee）決策，暗殺不順己意的對手。「回顧往事是危險的，」1997年夏天，喬治‧特尼特（George Tenet）就職中情局主任時，如此形容往昔生涯。真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至理名言。
達賴喇嘛的密使初洽中情局時，「公司」早已不堪聞問了。「基於美國政府1951年和1956年對達賴喇嘛的承諾，中情局展開了西藏計畫」，1968年中情局的備忘錄這樣記載。1951年，新德里美國大使館和加爾各答領事館居中穿針引線，達賴喇嘛密使與中情局首度會面，商請美方提供軍事及資金援助；而達賴喇嘛的胞兄，亦是促成此次會面的始作俑者之一。同年，美國國防部致函達賴喇嘛，允諾他西藏反抗運動所需的「輕型武器」和資金援助。
1956年夏季，中情局認為中共解放軍自1950年進軍西藏以來的局勢日趨嚴峻，時機成熟而制定代號「ST CIRCUS」的行動計畫（譯註：指西藏情勢開始符合美方利益）。根據中情局六○年代備忘錄的記載：「該計畫的目的在於：扶持西藏自治的政治理念」以及「在共產中國內部培植可能的政治反動力量」。當然，此外還有戰略軍事要地及土地豐富資源的考量，這是中情局走遍天涯永不改變的兩項利益考量。
中情局的下一步棋就是在南海某個島上訓練西藏游擊隊員，教他們格殺、射擊、佈雷、製造炸彈；而達賴喇嘛的一位兄弟則受派前往擔任中情局教練及藏胞之間的教學翻譯。不久，第一批游擊隊員坐在一架無國徽的B17轟炸機上，由波蘭飛行員、捷克技師載到西藏上空，跳傘空降進入西藏。為防失利落入中國軍隊手中，他們的脖子上都戴著一條項鍊，裡面是一張達賴喇嘛的照片和一個砒霜膠囊。這些游擊戰士後勤所需的機槍、彈藥、醫藥、宣傳品、其他物資，都由中情局從空中補給。美方執行的空中物資運輸，總計將近40次；起初是運往西藏，後來轉戰尼泊爾。
1959年初，中情局訓練的這些游擊戰士護送達賴喇嘛翻山越嶺，流亡印度；達賴喇嘛逃到印度後，大力標榜自己的無暴力立場。達賴喇嘛逃亡途中，隨扈不斷以無線電向中情局窗口報訊；然而這個逃亡計劃是不是中情局一手包辦的，無法就此論定。達賴喇嘛的最新說詞是不久前他在維也納堅稱的：整個逃亡事件都是西藏內部的事（譯註：指與他人無涉）。
達賴喇嘛─這位許是當時最著名的難民─平安到達目的地之後，不出數月就致函D.D.艾森豪總統，感謝他提供「個人援助及物資支援」；1960年新選上任的J.F.甘迺迪總統和1964年的L.B.詹森總統也都收到類似謝函，其中沒有隻字片語提到武器、中情局或游擊隊。達賴喇嘛此類措辭友善、內容浮泛的信劄，是他慣用的政治典型：時至今日，他都可以袖手聲稱自己從未請求美國軍事援助，也從未號召藏人武裝抗爭；越俎代庖作這些勾當的，都是達賴喇嘛核心集團中的其他成員。
與中情局密切合作的細節，達賴可能未必鉅細靡遺全都掌握，但他說自己一無所知，也絕非實情；達賴至少在1958年，就已知悉中情局的民兵訓練行動。10年前他自己向女記者提起檢閱藏人游擊隊的軼事，足以為證。他咯咯笑著告訴她，當時兩位出身中情局游擊訓練的戰士演示火箭炮，開火之後，花了15分鐘才填妥彈藥：「我說，『你們每對敵人開一槍就要拜託他等15分鐘嗎？這可不行。』」
此時中情局將集訓地改遷至美國科羅拉多洛磯山的軍訓場—黑爾營（Camp Hale）。營地在海拔3000米的崇山峻嶺間，四周白雪皚皚、蒼松環抱，彷彿置身喜馬拉雅。約翰‧肯尼‧克諾斯（John Kenneth Knaus）正是黑爾營的教練之一，藏人稱為「肯先生」，負責政治宣傳課程。當時教學使用的政治傳單，克諾斯一張都沒丟，保存了50年；接受紀錄片訪談時，他展示了其中一張，自豪的笑著說：「上面該講的都講了。怎麼打游擊戰、為什麼要抗爭……等。」當時中情局沒人去過西藏，幾乎沒有一個教練瞭解西藏，而懂藏語的也只有一個人，他們所用的地圖還是1904年英國遠征隊所繪製的。[5] 雖然如此，克諾斯覺得，那些受訓的「小夥子們還真行」。
曾經一度有大約85,000名的游擊隊員以「四水六崗」（Chushi Gangdrug）為名，在藏南對中國軍隊以少擊多、以小搏大。他們與中情局密切配合，為了自由（譯註：本質是為了獨立），背水一戰。[6] 黑爾營曾有游擊隊員提出，能否發放攜帶式原子武器給他們，用來「一次解決上百個中國人」。一名「四水六崗」的退伍兵說：「我們為了殺中國人而活。」還有一名武裝抗爭人員在BBC的紀錄片中說：「我們巴不得大開殺戒，打死愈多人愈好。通常我們宰殺畜生時，會念咒超度牠們；但殺中國人的時候，甭想我們唸一句咒語。」
戰爭就是戰爭，政治也始終是政治。1971年，美國外交部長亨利‧季辛吉（Henry Kissinger）與北京密談後，中止了中情局的西藏計畫。美國中情局的整個西藏行動，斥資高達數千萬美元。正值外交轉捩時期的中情局，在備忘錄記載：從美方觀點來看，這段時期以來的達賴喇嘛，不論資金或政治，全都仰賴美國。
達賴喇嘛的藏人游擊隊失去美國情報部門這個靠山，頓時土崩瓦解。1974年，尼泊爾流亡營地廣播達賴喇嘛的繳械口諭，最後一批藏人游擊隊員終於放下武器。但並非所有人都泰然接受這個局面，有的游擊隊員飲彈身亡，有的投河自盡；還有一名出身中情局軍訓的武裝戰士，繳械之後割喉自殺。
對部分四水六崗的老兵來說，戰鬥尚未結束。他們從尼泊爾輾轉逃亡印度，編入特種邊防部隊（Special Frontier Force，簡稱SFF），成為印度軍隊下的祕密純西藏部隊。1971年他們獲得達賴喇嘛同意，參與東巴基斯坦（今孟加拉國）戰役。這580名藏兵榮獲印度軍方授予榮譽勳章、表彰英勇時，達賴喇嘛─和平主義的最高代表者─榮列特邀嘉賓，參與軍事檢閱儀式。這位（譯註：偽）證悟者從未自詡完美，但為他源源不絕帶來國際鉅額供養的非暴力路線，顯然有了南轅北轍的大迴轉。
整整30年後，克諾斯（John Kenneth Knaus）再度獲得達賴喇嘛這位「聖上」的接見。剛從中情局離職的他，對達賴提起他們初次會晤的情形。他談到冷冰冰的接待、不受歡迎的感受時，「達賴喇嘛脫掉鞋子，腳縮進長袍，說：『咱們談談吧。』」克諾斯以充滿喜悅的眼神，娓娓述說著—不知他是因為達賴喇嘛的反應而感動，還是純粹因為往事令他回味不已。
「我們出手援助，對西藏是好是壞？」克諾斯問這位藏族精神領袖。他答：「好壞各一點。」典型的達賴喇嘛式回答，閃爍其詞不下定語。就像六○年代，他在聯合國明修棧道，以和平使者的身分對外慷慨陳詞時，中情局機艙暗窗下的藏人游擊軍正暗渡陳倉，準備秣馬厲兵大戰一場。這位藏人游擊軍的最高領導人，對這些戰事心知肚明；而「公司」內知道達賴心知肚明的，更大有人在。中情局出自戰爭年代的機密備忘錄評價說：「西藏領袖視游擊隊為流亡政府的民兵部隊。」
約翰•肯尼•克諾斯（John Kenneth Knaus）深臥躺椅，手枕腦後怡然自得；他似躺非坐，棕黃紋眼鏡和八字鬍使他看起來相當愉悅。他一本正經、一字一字的總結：「我們協助藏人，為他們的心願而戰鬥。」然後笑了起來。令人感到他對此事無怨無悔。
克諾斯為「公司」效力了44年。中情局檔案形容為「最浪漫行動之一」的西藏計畫，是他一生的驕傲。
雖說他現在不想知道善是什麼，但過去他曾站在善的一方。
John Goetz／Hans Leyendecker／Bastian Obermayer 聯合報導
這些年逾半百的老先生，暢談血流成河的烽火戰事。
若非他們敘述這些軼事，我們可能以為神王達賴真的對此一無所知。
「浪漫的行動」？
對約翰•肯尼•克諾斯而言，西藏行動只是一件拿來傲人的職涯盛事。
[1]（譯註）影片網址：
http://daserste.ndr.de/panorama/archiv/2012/dalailama111.html
[2] （譯註）德文Gottkönig一詞，係指既是世間人王又是出世間法王，中文沒有對應的譯詞。為求適切翻譯，先查密教經典早期有譯為「（大）教王」經如《佛說無二平等最上瑜伽大教王經、金剛頂一切如來真實攝大乘現證大教王經》等；又查「神王」是每個國家民族神話傳說中即時性的擁有最高權力的神，如中國的神王玉皇大帝，希臘的神王宙斯，《密跡力士大權神王經》（偈頌序）「佛入涅槃，現身神王頂光化佛……大權神王。」(T32,n1688)（http://www.cbeta.org/result/normal/T32/1688_001.htm）
考量既有「神王」一詞，接近德文Gottkönig之義，且舊約聖經中亞伯拉罕奉「神」耶和華為他們的「王」而成為神的國，因此將Gottkönig譯為「神王」。
[3] （譯註）Chevy Chase──切維蔡斯村，美國數一數二的富有街區之一。
[4] （譯註）暴力本來就是偽藏傳佛教（喇嘛教）的教義本質，達賴喇嘛欲迎還拒，不是因為他是佛教徒，而是囿於和平的宗教領袖的身分，不能公開表達贊同之意。
[5] （譯註）原文直譯為：「所用的地圖還是為1904年的英國遠征繪製的」。然依西藏史，1904年英國遠征軍在Jounghusband的率領下，進攻西藏，當時的達賴十三世因此避居蒙古及中國，所以文中提及的地圖係英國遠征軍為入侵西藏所繪，故改譯如上。
[6] （譯註）這些游擊隊員的背景，他們到底是既得利益者不甘中國解放失去特權而戰？還是廣大的貧農藏胞為了失去自由而戰？他們追求的自由，到底是既得利益者想要恢復政教合一的特權？還是貧農藏胞想要回到農奴制度下被人奴役的「自由」？請讀者由新舊西藏的事實來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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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報導獲得《南德日報》授權中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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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08.06.2012 | Süddeutsche Zeitung |
München, Bayern, Deutschland | Die Seite Drei
Heiliger Schein
Der Dalai Lama, höchster Repräsentant des reinen Pazifismus, wusste wohl doch mehr vom Treiben der CIA in Tibet, als er bisher zugegeben hat. Nun fallen gewaltige Schatten auf den Gottkönig.
München – Vor dem ersten Treffen mit dem Dalai Lama war der CIA-Agent John Kenneth Knaus ziemlich nervös. Seit acht Jahren lief die verdeckte und geheime Operation „ST CIRCUS“, was im CIA-Slang für „Zirkus Tibet“ steht. Die „Company“, wie di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genannt wird, bildete in Camps tibetische Guerilleros aus und versorgte sie mit Tonnen von Waffen für den Kampf gegen den gemeinsamen Feind, das kommunistische China. Auch der Gottkönig wurde unterstützt: Jährlich überwies die CIA 180,000 Dollar, die in vertraulichen Unterlagen als „Geldhilfe für den Dalai Lama“ deklariert waren.
Natürlich hatte Knaus, der Leiter der Operation der CIA war, vor der Begegnung 1964 im nordindischen Dharamsala keinen überschwänglichen Dank von dem Religionsführer und Vertreter der Gewaltlosigkeit erwartet. Aber mit so viel Kälte habe er dann doch nicht gerechnet, erinnert sich der 89-Jährige in seinem Wohnzimmer in Chevy Chase, Maryland. Immerhin waren sie doch Verbündete, und der tibetische Kontaktmann der CIA war ein Bruder des Dalai Lama. „Ich trat also unterwürfig auf ihn zu“, erzählt Knaus und faltet die Hände wie zum Gebet, aber es war einer „der kühlsten Empfänge, die ich jemals erlebt habe. Sehr formell, sehr korrekt“. Der Dalai Lama, der so warmherzig und humorvoll sein kann, mochte „mich offensichtlich nicht willkommen heißen“.
Erst viel später habe er verstanden, warum ihn der Dalai Lama demonstrativ auf Distanz gehalten hatte: Das spirituelle Oberhaupt der Tibeter wusste, für was der Besucher auch stand: Gift, Mord und Gemeinheit. „Ich war für ihn die Verbindung zu der Gewalt, die er als Buddhist nicht gutheißen konnte“, sagt Knaus. Jedenfalls nicht nach außen.
Eine unantastbare höchste moralische Instanz wie der Dalai Lama könnte solche Verbindungen nur schwer erklären. So einer lebt doch, was er lehrt. Zu groß war und ist der Widerspruch zwischen einem von der dreckigen CIA finanzierten und organisierten Guerillakrieg und der sanften Botschaft des Dalai Lama vom gewaltlosen Widerstand. Der Friedensnobelpreisträger, tibetische Guerillakämpfer und die CIA – das klingt fast so seltsam wie: der Papst, seine Frau und sein Porsche. Aber manchmal ist die Welt eben seltsam.
John Kenneth Knaus spricht in die Kamera der amerikanischen Filmemacherin Lisa Cathey, das Interview mit ihm ist eines von mehr als 30 Gesprächen, die sie für ihren Dokumentarfilm „CIA in Tibet“ geführt hat, und der in diesem Jahr noch fertiggestellt werden soll. Einen Teil der Gespräche hat Cathey auf kefiblog.com schon vorab veröffentlicht. Die Videoclips zeigen pensionierte Agenten wie Knaus und ergraute Widerstandskämpfer, die vor dem Tod einmal unbedingt über das reden wollen, was ihnen wichtig war. Darüber, was damals wirklich passiert ist. Im Plauderton berichten sie von einem längst vergessenen, äußerst blutigen Krieg, der von etwa 1955 bis Anfang der siebziger Jahre geführt wurde. Erst in Tibet. Dann, ab 1959, von Nepal aus. Die Dokumentarfilmerin ist vor sieben Jahren auf das Thema gestoßen, als sie ihren Vater, Clay Cathey, nach dem Grund für den „Free Tibet“- Aufkleber auf seinem Golfkarren fragte. Er erzählte, dass er als CIA-Mitarbeiter tibetische Guerillakämpfer trainiert hatte, in Colorado, mitten in Amerika. Sie fand, das sei eine Geschichte, die man mal genauer erzählen müsse. Und auch wenn sie sich Tibet „verbunden“ fühlt, will sie auf die besondere Rolle der CIA aufmerksam machen – „die natürlich mit dem Tibet-Bild kollidiert, das die meisten haben, mit Frieden und Gewaltlosigkeit“, sagt Cathey.
Vielleicht ist die Zeit dafür gekommen: „Jetzt ist alles vorbei. Jetzt können wir die Geheimnisse erzählen“, sagte ein Tibet-Veteran in einem Interview.
Bereits Ende der neunziger Jahre waren einige Bücher und Filme über die CIA und den Dalai Lama erschienen, aber vieles blieb schwammig, im Ungefähren. Er habe erst im Nachhinein die ganze Wahrheit über den bewaffneten Kampf seiner tibetischen Landsleute erfahren, lautet seine Standardantwort. Unbestritten ist, dass zwei seiner älteren Brüder früh Kontakte zur CIA geknüpft hatten, die dann zum Sponsor der Guerilla in Tibet wurde: „Meine Brüder hielten es für weise, diese Informationen von mir fernzuhalten“, so steht es in der Autobiografie des religiösen Oberhaupts der Tibeter.
Recherchen der Süddeutschen Zeitung und des TV-Magazins „Panorama“ lassen nun den Schluss zu, dass er der CIA deutlich nähergestanden und erheblich mehr gewusst haben muss, als er zugeben mag. Darauf deuten nicht nur die zum Teil sehr freimütigen Bekenntnisse der Veteranen hin, sondern auch ehemals streng vertrauliche Dokumente der amerikanischen Regierung, die vor einigen Jahren freigegeben wurden – ohne bislang große Beachtung gefunden zu haben. Der Dalai Lama hat zwar nicht nachweisbar gelogen, aber auch nie die ganze Wahrheit gesagt. Seine Rolle ist undurchsichtig, sein Umgang mit dem Thema scheint nicht aufrichtig. Und bei einem Erleuchteten sollte die Wahrheit nicht im Plural vorkommen.
Der 14. Dalai Lama, der nach dem Glauben vieler Buddhisten erstmals 1391 auf die Welt gekommen ist und im Kreislauf der Wiedergeburten im Juli 1935 als Bauernsohn wiederkehrte, er wird von seinen Anhängern als „Gottkönig“, „Buddha des Mitgefühls“, „Ozean der Weisheit“, „Herr des Weißen Lotus“, „Unvergleichlicher Meister“, „Das wunscherfüllende Juwel“ verehrt. Der Träger von etwa 95 hohen und allerhöchsten Auszeichnungen, der zigfache Dr. h.c., dessen offizielle Anrede – wie sonst nur noch beim Papst – Seine Heiligkeit ist, sagte zwar einmal, er versuche, „für jeden das zu sein, was der andere will“, aber als Schachfigur der CIA im Kalten Krieg will ihn die Welt, Peking einmal ausgenommen, wohl nicht sehen. Eine direkte CIA-Connection würde nicht zu seiner hohen moralischen Autorität passen.
Der Dalai Lama steht auch für Gerechtigkeit und Frieden, die CIA war und ist kein Gebetsverein, keine fromme Bruderschaft, sie steht für die Errichtung oder Unterstützung von Diktaturen, für Attentate, Entführungen und für Folter – bis in diese Tage. Früh war sie die unsichtbare Hand der amerikanischen Außenpolitik; sie inszenierte Aufstände zum Sturz von demokratisch gewählten Regierungen und beschloss im tatsächlich genau so genannten „Komitee zur Veränderung des Gesundheitszustandes“ die Ermordung missliebiger Gegenspieler. „Es ist gefährlich, über unsere Schultern zu schauen“, sagte der ehemalige CIA-Chef George Tenet bei seinem Amtsantritt im Sommer 1997 zur Vergangenheit des Dienstes. Ein kluger Ratschlag zu allen Zeiten.
In der Firma roch es schon streng, als Emissäre des Dalai Lama erstmals Kontakt aufnahmen: „Das Tibet-Programm der CIA . . . basiert auf Verpflichtungen der US-Regierung, die 1951 und 1956 gegenüber dem Dalai Lama gemacht wurden“, heißt es in einem CIA-Memorandum aus dem Jahr 1968. Der erste Kontakt wurde 1951 von Emissären des Dalai Lama über die US-Botschaft in Neu-Delhi und das US-Konsulat in Kalkutta eingeleitet. Es ging um militärische und finanzielle Hilfe. Auch einer seiner Brüder sprach vor. Noch im selben Jahr ließ das US-Verteidigungsministerium dem Dalai Lama einen Brief zukommen, in dem einer tibetischen Widerstandsbewegung „leichte Waffen“ zugesagt und finanzielle Hilfen in Aussicht gestellt wurden.
Im Sommer 1956 wurde dann Operation „ST CIRCUS“ beschlossen, nachdem die chinesischen Besatzer, die Tibet 1950 überfallen hatten, immer brutaler geworden waren: „Ziel des Programms ist es, das politische Konzept eines autonomen Tibet am Leben zu halten“ sowie ein „Potenzial für Widerstand gegen mögliche politische Entwicklungen innerhalb des kommunistischen China“ aufzubauen, steht in einem CIA-Memorandum aus den sechziger Jahren. Natürlich ging es auch um strategische Militärbasen und riesige Bodenschätze, für die sich die CIA immer und überall interessierte. Fortan bildete die CIA Guerilleros auf einer Südseeinsel fürs Töten aus, fürs Schießen, Minenlegen und Bombenbauen. Einer der vielen Brüder des Dalai Lama fungierte dabei als Dolmetscher. Ein B-17-Bomber ohne Hoheitszeichen, gesteuert von einem polnischen Piloten und einem tschechischen Techniker, setzte bald darauf die ersten Kämpfer mit dem Fallschirm über Tibet ab. Um den Hals trugen sie ein Amulett mit dem Bild des Dalai Lama und eine Kapsel mit Cyanid – Gift für den Fall, dass sie einer chinesischen Einheit in die Hände fallen würden. Die CIA versorgte die Kämpfer aus der Luft mit Maschinengewehren und Munition, Medizin, Propagandamaterial und anderen Dingen. Insgesamt dirigierten die Amerikaner fast 40-mal Transportflugzeuge nach Tibet und später nach Nepal.
An der Seite von CIA-trainierten Kämpfern flüchtete der Dalai Lama im Frühjahr 1959 über die Berge nach Indien und proklamierte im Asyl dann Gewaltlosigkeit. Während der Flucht waren seine Begleiter in ständiger Funkverbindung mit ihren Kontaktleuten bei der CIA, ob die CIA den Fluchtplan ausgearbeitet hat oder nicht, ist umstritten. Der Dalai Lama beharrte jüngst in Wien auf der Version, seine Flucht sei eine rein tibetische Angelegenheit gewesen.
Wenige Monate nach der Ankunft des damals wohl bekanntesten Asylanten der Welt dankt der Dalai Lama dem Präsidenten Dwight D. Eisenhower sowohl für die „persönliche Unterstützung wie auch für Sachleistungen“. Ähnliche Briefe erhalten 1960 der gerade gewählte Präsident John F. Kennedy und 1964 Präsident Lyndon B. Johnson. In den Präsidentenbriefen ist weder von Waffen noch von der CIA oder Guerilleros die Rede. Sie sind, friedlich im Ton, allgemein in der Sache beispielhaft für die Politik des Dalai Lama: Er kann bis heute dabei bleiben, die USA nie um militärische Hilfe gebeten und die Tibeter nie zu den Waffen gerufen zu haben. Die Drecksarbeit machten andere, die aus seinem engsten Führungszirkel stammten.
Vermutlich kannte er wirklich nicht jede Einzelheit der sehr intensiven Zusammenarbeit mit der CIA, aber so ahnungslos, wie er tut, war er keineswegs. Über die paramilitärische Ausbildung durch die CIA beispielsweise war er spätestens im Jahr 1958 informiert, wie eine Anekdote belegt, die er vor gut einem Jahrzehnt einer Reporterin erzählt hat: Demnach hätten ihm zwei tibetische Kämpfer, die von der CIA ausgebildet wurden, ihr Können an der Panzerfaust demonstriert. Sie hätten einmal gefeuert, dann aber eine Viertelstunde gebraucht, um nachzuladen. Kichernd meint der Dalai Lama zur Reporterin: „Ich sagte, werdet ihr einmal schießen und dann den Feind bitten, 15 Minuten zu warten? Unmöglich.“
Zu dieser Zeit verlegte die CIA den Sitz des Ausbildungslagers nach Colorado, auf den Militärübungsplatz Camp Hale in den Rocky Mountains. Die Gegend dort, auf fast 3000 Metern Höhe gelegen, schien mit ihren schneebedeckten Gipfeln und den Pinienwäldern das Stück Amerika zu sein, das dem Himalaya-Plateau am ähnlichsten war. Einer der Ausbilder in Camp Hale war John Kenneth Knaus, von den Tibetern „Mr. Ken“ genannt, er unterrichtete unter anderem Propaganda. Knaus hält ein Flugblatt in die Kamera, er hat sie alle aufbewahrt, seit 50 Jahren: „Hier drin wird alles erklärt“, sagt er mit stolzem Lächeln, „wie man Guerillakrieg führt, warum kämpfen wir überhaupt und so weiter.“ Kaum einer der CIA-Ausbilder kannte damals Tibet. Keiner war je in dem Land gewesen, nur einer konnte die Sprache. Die Landkarten, mit denen sie operierten, waren für eine britische Expedition 1904 gefertigt worden. Aber die Kämpfer, „die Kerle“, seien „ziemlich erstaunlich gewesen“, meint Knaus.
In Südtibet waren damals rund 85,000 Kämpfer im Einsatz, die unter dem Namen „Chushi Gangdrug“ („Vier Flüsse, sechs Berge“) firmierten und in kleinen Einheiten das überlegene chinesische Militär attackierten. Sie kooperierten eng mit der CIA. Für die Widerstandskämpfer ging es um die Freiheit, sie waren zu allem entschlossen. Einer der Guerilleros in Camp Hale fragte, ob sie eine tragbare Atomwaffe bekommen könnten, um „die Chinesen zu Hunderten zu töten“. Ein Veteran der Chushi Gangdrug sagt: „Wir lebten nur, um Chinesen zu töten.“ In einer BBC-Dokumentation meint ein früherer Kämpfer: „Wir haben gern so viele getötet, wie wir konnten.“ Wenn „wir ein Tier töteten, sagten wir ein Gebet. Aber wenn wir Chinesen getötet haben, kam kein Gebet über unsere Lippen“.
Krieg ist Krieg. Und Politik ist Politik. Nach einem Geheimbesuch des damaligen US-Außenministers Henry Kissinger 1971 in Peking beendeten die Amerikaner das Tibet-Abenteuer der CIA. Die Kosten der Operation lagen insgesamt bei einer zweistelligen Millionensumme. Einem US-Memorandum aus dem Jahr dieser diplomatischen Wende ist zu entnehmen, dass der Dalai Lama aus Sicht der Amerikaner zu dieser Zeit finanziell und politisch komplett von ihnen abhängig war.
Ohne die Unterstützung durch den amerikanischen Geheimdienst brach der Widerstand der Tibeter rasch zusammen. Die letzten Kämpfer legten 1974 im nepalesischen Exil ihre Waffen nieder, nachdem in ihren Camps über Lautsprecher eine Botschaft des Dalai Lama abgespielt wurde, in der er zur Kapitulation aufgerufen hatte. Nicht alle Männer konnten sich mit der Situation abfinden. Einige erschossen sich, andere gingen in einen nahen Fluss, um sich das Leben zu nehmen. Einer der von der CIA trainierten Kämpfer gab erst sein Gewehr ab, dann schlitzte er sich mit einem Dolch die Kehle auf.
Für einen Teil der Chushi-Gangdrug-Männer war der Kampf noch nicht beendet, sie flohen aus Nepal weiter nach Indien. Dort schlossen sie sich der Special Frontier Force (SFF) an, einer geheimen, rein tibetischen Einheit der indischen Armee. Sie kämpfte 1971 gegen Ostpakistan (heute Bangladesch) – und das mit dem Einverständnis des Dalai Lama. Als die indische Armee dann 580 tibetischen Soldaten eine Tapferkeitsmedaille für ihren Einsatz verlieh, war der Dalai Lama, der höchste Repräsentant des reinsten Pazifismus, Ehrengast der militärischen Zeremonie. Der Erleuchtete gab nie vor, unfehlbar zu sein, aber sein gewaltloser Weg, der ihm bis heute große Spenden von Gönnern aus aller Welt einbringt, ist schon sehr kurvig.
Gut 30 Jahre nach dem ersten Treffen gewährt Seine Heiligkeit dem CIA-Mann Knaus eine zweite Audienz. Knaus, der soeben aus der CIA ausgeschieden ist, spricht den Dalai Lama auf die erste Begegnung an. Auf den sehr kühlen Empfang und auf sein Gefühl, damals nicht willkommen gewesen zu sein. „Und der Dalai Lama zog seine Schuhe aus, schob die Füße unter seine Robe und sagte: Lass uns reden.“ Knaus erzählt davon mit seligem Blick. Man weiß nicht genau, ob er gerührt ist von der Reaktion des Dalai Lama oder ob ihm die Geschichte einfach nur gut gefällt.
„Haben wir mit unserer Hilfe für Tibet Gutes oder Schlechtes getan?“, fragt Knaus das spirituelle tibetische Oberhaupt. Von beidem ein bisschen, antwortet der Dalai Lama sinngemäß in seiner typischen Art, sich nicht wirklich festzulegen. So wie er in den sechziger Jahren nach außen, im Sichtbaren, als Mann des Friedens an die UNO appellierte, während sich die tibetischen Guerilleros hinter den verdunkelten Scheiben der CIA-Flugzeuge, im Unsichtbaren, auf ihren Kampf vorbereiteten. Auf einen Kampf, von dem ihr oberster Führer wusste. Davon waren jedenfalls bei der Firma viele überzeugt. In einem geheimen Memorandum des Dienstes aus den Kriegstagen findet sich die Einschätzung: „Die tibetische Führung betrachtet die Truppe als paramilitärischen Arm ihrer Exilregierung.“
John Kenneth Knaus sitzt tief in seiner Couch, die Arme hinter dem Kopf verschränkt, sehr entspannt. Eigentlich liegt er mehr, als dass er sitzt. Seine braun-gelb gefleckte Brille und der Schnurrbart verleihen ihm etwas Fröhliches. „Wir haben“, setzt er an und betont salbungsvoll beinahe jedes Wort, „den Tibetern geholfen, für ihr Anliegen zu kämpfen.“ Dann lächelt er. Man merkt: Er hat sich nichts vorzuwerfen, nicht in dieser Sache.
44 lange Jahre arbeitete er für die Firma, und das Unternehmen Tibet, das in CIA-Papieren als eine der „romantischsten Operationen“ des Dienstes beschrieben wird, ist sein Stolz.
Da war er doch auf der Seite des Guten. Auch wenn der davon nichts wissen will.
Von John Goetz, Hans Leyendecker und Bastian Obermayer
Im Plauderton berichten die alten Herren von einem Krieg, in dem unendlich viel Blut floss.
Wenn da nicht diese Anekdote wäre, könnte man glauben, der Gottkönig habe nichts geahnt.
Eine „romantische Operation“?
Für John Kenneth Knaus ist sie der Stolz seines Arbeitsleb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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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名：黯淡的達賴—失去光彩的諾貝爾和平獎
出版社：正智
出版日期：2013.3
作 者：正覺教育基金會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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